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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舊都新城——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》 王建偉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北京在20世紀上半期經(jīng)歷了三次改朝換代，從傳統(tǒng)“帝都”轉型為一座近代意義上的“城市”，管理體制變革，市政建設開啟，空間格局演化，市域范圍拓展，人口規(guī)模增長，新興群體崛起，社會結構分化，現(xiàn)代工商業(yè)初興，政治與文化生態(tài)重塑……新舊、古今、中西等各種不同性質的事物在同一處城市空間競行并進，最終演化為紛紜雜陳的歷史場景。當濃重的政治屬性逐漸淡化，新的制度、倫理、思想等嫁接到“舊都”肌體之上，產(chǎn)生諸多沖突、不適與碰撞，北京也在城市身份的不斷轉換中尋找并確立了新的自我認同。

新舊交爭的歷史時刻

1919年，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擔任干事的美國人西德尼·D·甘博如此記錄他對這座城市的觀感：“北京雖然是一個古老帝國的都城，但并不是一個行將退出歷史舞臺的城市，它正迅速地接受著現(xiàn)代生活方式。電燈、自來水、馬路、排水系統(tǒng)、火車、汽車，甚至飛機都可以在這座城市找到，北京越來越成為一個當代共和制的國家。”就在同一時期，溥儀的英文教師、英國人莊士敦剛剛來到北京，他看到的景象是，“這個城市正在努力追趕著時代的步伐，力圖使自己無愧于偉大民主的首都地位。這個城市的大學中，聚集著渴望變革的學生，他們正懷著不顧一切的急切態(tài)度，將現(xiàn)代科學和哲學，與世界語和卡爾·馬克思的著作一起，用來奪取過去被儒家傳統(tǒng)和腐朽圣賢們占據(jù)的領域。”

當莊士敦通過神武門進入紫禁城時，卻似乎進入了“一個空間與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”，那里有坐在四抬大轎上的高級官員，他們頭戴鑲有紅寶石和珊瑚珠以及孔雀花翎的朝冠，那里還有依照不同等級穿著不同服飾的宦官，更重要的是，那里還有一位十幾歲的少年皇帝。紫禁城的圍墻將墻內與墻外隔絕成了兩個世界：帝制與共和。

瞿宣穎把從北京庚子到戊辰（1900年-1928年）將近三十年的時段稱為“新舊交爭的時代”：“舊的一切還不肯完全降服，而對于新的也不能不酌量接收。譬如拿些新衣服勉強裝在舊骨骼之上，新衣服本不是上等的，而舊骨骼也不免失去原有的形狀?！贝颂幍摹敖粻帯币辉~客觀呈現(xiàn)了那一時期北京各種不同性質的事物與現(xiàn)象之間既對峙又融匯的共生關系。

政治與文化的纏結

《舊都新城——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》一書展示了20世紀上半期北京社會政治與文化發(fā)展進程中幾個典型歷史橫截面，內容涵括“庚子事變”對北京的巨大影響、城市化進程的初步啟動、北洋末期知識群體面對權力轉換時在思想與行動上的選擇、國都南遷與北平城市發(fā)展路徑的新規(guī)劃、消費空間與文化新秩序的構建、淪陷時期北平的政治與文化生態(tài)等。如果將這些似乎是分散性的歷史事件與現(xiàn)象勾連拼接，就構成一個相對明晰的敘事主題，即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。

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，中國文化封閉的內向環(huán)境開始受到外部勢力的強勢沖擊，建立在工業(yè)文明基礎上的西方文化逐漸滲透。相對于開埠多年的東南沿海城市，北京城市氣質老成持重，長期帶有優(yōu)越感的向下俯視的思維與行為方式，缺乏主動進取的革新心態(tài)，生活在天子腳下的臣民有相對固定的思想觀念，其行為準則、價值觀、信仰的每一個細節(jié)，改變起來十分困難。

八國聯(lián)軍入侵，在帶來巨大破壞力量的同時，也加速了城市走向近代化的蹣跚腳步，其所引發(fā)的震蕩幅度并不亞于后來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權更迭?？梢哉f，早于1911年帝制解體之前，北京已經(jīng)啟動了內部的革新程序。

民國肇建，北京延續(xù)了國都身份，政治地位仍然是文化發(fā)展的重要保障，傳統(tǒng)的慣性力量使北京維持著強大的文化氣場，但嶄新的文化環(huán)境也在逐漸孕育。一方面，作為中央政府所在地，各方政治勢力在此競相角逐，組建政黨，創(chuàng)辦報刊，不同政治理念之間相互交鋒；前朝遺老、政客官僚、軍事強人等紛紛登臺，你方唱罷我登場，眾聲喧嘩，一片眼花繚亂，北京仍是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。另一方面，近代工商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為城市文化環(huán)境的更新提供了助推力量，大批新式知識分子從南方涌入北京，商人、學生、工人、警察、記者、人力車夫等，逐漸形成規(guī)模群體并介入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新思想、新風尚、新的生活方式彼此激蕩，帝制時代農(nóng)業(yè)社會中的一整套傳統(tǒng)價值體系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(zhàn)，城市新文化崛起。

近代史與城市史的交織

近代北京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從傳統(tǒng)走向近代的直線，而是一個新舊混雜與交爭的曲線。那些被壓制、被覆蓋、被戰(zhàn)勝的一面，同樣構成了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，因為各種原因，它們在后人的敘述中慢慢淡化或消失了，但并不表明沒有存在過，更不表明不重要。我們需要努力將那些已經(jīng)“沉底”的面相“打撈”一點兒出來，而不是僅僅呈現(xiàn)那些停留在表面的漂浮物。從最終的效果看，雖然這種努力并沒有取得特別明顯的效果，但至少表明了一種主動和自覺。

20世紀上半期的北京史就是一個從封建帝都到近代城市的演進史。以庚子事變?yōu)槠鹗?，八國?lián)軍入侵，帝王“西狩”，辛丑巨額賠款，紫禁城內荒草萋萋，清王朝統(tǒng)治的合法性基礎其實已經(jīng)喪失。辛亥鼎革，北京作為傳統(tǒng)帝制國家政治中心的使命正式終結。從物質形態(tài)方面考察，那些代表皇權的宮殿、壇廟與園林雖然存續(xù)，但其性質與功能均已發(fā)生根本性變化，尤其是曾經(jīng)附著其上的“神圣性”象征已經(jīng)隨著王朝傾覆而徹底瓦解了。北京的政治身份被剝離之后，它是一座“逝去之都”，內部的管理機制、街巷格局、社會結構、文化環(huán)境等都在進行重新調試，新舊、古今、中西之間，既有碰撞的一面，更有彼此融匯貫通的一面。這樣一種混雜的組合形式，展示的正是近代北京歷史的“過渡性”時代主題。

（原標題：交爭、纏結與融匯——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）

來源：北京日報 作者：王建偉（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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