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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晚報 | 作者 石一楓

怎么我們的常態(tài)反而成了下一輩的奢侈？

當課外輔導班關(guān)閉后

【資料圖】

《逍遙仙兒》 石一楓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

作家石一楓最新長篇小說《逍遙仙兒》中有一夜暴富的拆遷戶，特別能戰(zhàn)斗的知識精英，被迫內(nèi)卷的北京土著……聲名赫赫的海淀“牛小”，三個家庭的“雞娃”大戰(zhàn)，在教育內(nèi)卷浪潮下如何做個逍遙仙兒？“我落人中然自在，本是天上逍遙的仙兒……”石一楓想起了自己小時候：放了學就滿院子瘋跑，鑰匙拴在脖子上都能弄丟了，等到炊煙升起，還要和大人展開一場氣急敗壞的追逐戰(zhàn)……

童年的模樣不是本該如此嗎？也沒耽誤我們成長為堅忍、奮進的一代人。 長篇小說《逍遙仙兒》是新京派代表石一楓對當代北京生活的書寫。

“互聯(lián)網(wǎng)大潮”下，歪打正著買了學區(qū)房的“導演”莊博益與妻子小張如愿將女兒送入“牛小”，與“高知白領(lǐng)”蘇雅紋的兒子、北京近郊拆遷戶王大蓮的兒子成為同學?！半p減”政策一朝施行，校外培訓班、課外輔導班紛紛關(guān)閉，“牛小”的家長也打起了“地下戰(zhàn)爭”。在三人的“精心策劃”下，開在王大蓮家高檔社區(qū)的家庭輔導班應運而生。漸漸地其他家長聞風而動，家庭輔導班迎來了前來報名的家長和學生，一時間欣欣向榮，好景不長，家庭輔導班遭到了“有關(guān)部門”取締，一地雞毛中，三個家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……

石一楓的《逍遙仙兒》圍繞三個家庭的育兒征途，呈現(xiàn)出各家的歡喜哀愁，勾連出一副當下北京眾生相。 “海淀雞娃”名滿天下，卻與“減負”政策撞個滿懷。石一楓塑造了“典型家長”王大蓮與蘇雅紋，高潮迭起地展演了名牌小學里“家長群的怪現(xiàn)狀”。而在經(jīng)歷了自我體認、自我確證的掙扎之后，人們發(fā)現(xiàn)了返璞歸真的溫情可能。

我常懊惱自己是一俗人，但也慶幸自己是一常人。這種人的特點是：博愛精神有點兒，但沒那么廣，求知欲望有點兒，但沒那么強，藝術(shù)情趣有點兒，但沒那么高。這種人是愛操心別人的愛與痛、喜與悲，但有個前提，先得把自個兒伺候舒服了，也先得把自個兒那點兒事捋明白了。這種人看小說也有標準，首要一點一言以蔽之——與我有關(guān)。

這種標準幾乎不體現(xiàn)為外在的規(guī)則，而是內(nèi)在的本能，影響著我的讀書過程。經(jīng)?？茨膫€大師的名著，怎么看怎么好，有時覺得“小說就該怎么寫”，有時覺得“小說還能這么寫”，但看著看著就興致驟減，希望這小說趕緊完，還不完就翻快點兒，這時候也不琢磨他怎么寫了。跟酸曲里唱的似的，這么好的東西怎么就留不住你，這么好的作品怎么就看不下去呢？當然不是大師出了問題，是我出了問題。我對與我有關(guān)的東西才感興趣，萬一他關(guān)心的我不關(guān)心，那也不是不能領(lǐng)悟，是沒興趣領(lǐng)悟。

大師的悲哀常在對牛彈琴，但牛也冤，它雖然不愛聽人彈琴，可也需要人帶它上山吃草。牛并不愚鈍，它只是辛苦。人當然不是牛，可這年頭的人沒準兒比牛更辛苦。本著這種認識，我希望別人看我的作品能看下去，而不是受折磨?；诖耍覍ψ约旱男≌f也有個要求，就是做到讓人感到“與我有關(guān)”。

做到這一點，當然又是一個復雜的工程，所謂選材只是其中一點。 《逍遙仙兒》當然是關(guān)注了城市人，尤其大都市中的人們比較能夠共鳴的話題——諸如房子、教育等等相關(guān)現(xiàn)狀。房子是住的而不是炒的，但住哪兒、住多大、跟誰一起住等等因素又會帶來種種糾葛；教育從來也是個復雜的話題，人生糊涂識字始，但假如人類文明的進步過程往往是大糊涂帶領(lǐng)小糊涂一塊兒犯糊涂，我們?yōu)槭裁雌筒荒苊靼c兒呢？揣著明白裝糊涂，是不是也有其無可奈何的必要性？上述糾葛是大多數(shù)人經(jīng)歷過的，糊涂也是讓大多數(shù)人困擾的，并且隨著城市的擴大，糾葛和糊涂幾乎達到了極致，有了讓人精神崩潰的趨勢，也就是所謂的“內(nèi)卷”，我想這都是文學可以表現(xiàn)也應該表現(xiàn)的。

對于人物的選擇，當然也是日常生活里的身邊人。在這兒還需要有個注意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人物。如果用性別、階層、教育水平這些硬杠桿去衡量人群，也許總能相應地把人分門別類，就像澡堂子永遠得分男部女部，但細一觀察，原先我們對某種形象的經(jīng)典化的認識又總會失效——所謂的“老市民”一定是守舊的、陳腐的嗎？他們的網(wǎng)癮為什么不能比年輕人還大？所謂的“暴發(fā)戶”一定是囂張的、揮霍的嗎？他們對于“階層跨越”的概念為什么不能豐富一點兒、多元一點兒？說到底，塑造人物并不是堅固成見的過程，而是破除成見的過程。應該說，小說里的道爺、王大蓮都是我們慣常認識中已有的人物，但慣常已有不等于慣常所見，通過重新觀察，重新發(fā)現(xiàn)，找到“這一類”人物在今天生活里的新狀態(tài)，從而塑造出獨屬于今天氣息中的“這一個”，也相當于完成了某種創(chuàng)造。

最后還是得說說抽象層面的思考。非說所謂的“哲學問題”不是普通人所能關(guān)注的，這種看法近乎反動，也不實事求是。誰也沒規(guī)定過“我是誰”、“我從哪兒來”、“我向哪兒去”之類的天問屬于哲學家的專利，哲學家沒準兒還是從田間地頭聽來的呢。道理道理，道上的理，說到底也是塵土里的智慧。只不過道理一旦經(jīng)過提煉、總結(jié)、衍生就有個危險，它會懸浮在上，變得與普通人無關(guān)，或者說即使仍然有關(guān)也很難看出關(guān)系究竟在哪兒。而寫小說當然要觸及道理，只不過觸及的不是道理的結(jié)論以及推演過程，而是它從塵土里生發(fā)出來的過程。這類似于思想的還原，讓樹木重新生長一遍，并且觀察它是否能夠長出植物學課本里不同的枝杈與果實。

從具象到抽象，從塵土到枝杈、果實，小說也就成了綜合之學。綜合之學說到底還是個雜學，比的不是高精尖，而是讓人感到“與我有關(guān)”。在《逍遙仙兒》里，我想研究的則是另一個層面的雜學，也就是我們“城市生態(tài)”——不同階層、性別、年齡、職業(yè)身份、文化背景的人們在一個公共場域中的相遇、碰撞、交融。這近乎復雜的化學過程，變量極多，可能性無窮。而回到生活本身， 對復雜的過程盡可能再現(xiàn)并做出相對獨到的分析，或許是寫作這類小說的樂趣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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