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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，隨著瀆職案件查辦力度的不斷加大，一些黨員公職人員企圖通過“集體研究”的形式掩蓋瀆職行為，規(guī)避紀法責任。根據(jù)“兩高”《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（一）》相關規(guī)定，以“集體研究”形式實施的瀆職犯罪，應當依照刑法分則第九章的規(guī)定追究國家機關負有責任的人員的刑事責任。對于具體執(zhí)行人員，應當在綜合認定其行為性質、是否提出反對意見、危害結果大小等情節(jié)的基礎上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應當判處的刑罰。筆者結合辦案實踐，對查辦“集體研究型”瀆職案件談幾點體會。

立足書證，適時以事立案。書證記載的內容可以直接客觀反映案件事實，具有很強的證明力。行為人往往利用集體研究“形式合法”的特點，通過召開會議，“堂而皇之”實施不法行為。一般地，會議的基本程序包括：提出議題、召集人員、會議主持、議題討論、集體表決。這種“多環(huán)節(jié)”“公開性”的特點，決定了整個研究過程會有多人參與，并且會有相關人員記錄，如此便形成大量書證材料，比如會議請示報告、會議紀要、會議記錄、與會人員登記表、參加人員的個人筆記、會議決議、違規(guī)決策相關的制度章程及法律法規(guī)等。同時，由于涉及人員多，有大量證人證言需要收集。另外，此類瀆職案件后果中一般存在巨額損失，因而還需要重點收集資金虧損、財產(chǎn)流失等反映危害后果的證據(jù)材料。相關書證等材料收集完成，確有職務違法犯罪事實存在，需追究相關人員責任，如相關責任人員尚不明確，則可以事立案。

聚焦職責，明確責任主體。用權不當是各類瀆職行為的共同特征，查辦“集體研究型”瀆職需從職權入手，尋找突破口。一是明確責任主體的身份，以及責任主體的決定是否符合相關規(guī)定，對此可以查閱干部任免文件、崗位職責說明、干部履歷表以及有關法律法規(guī)等。二是明確責任性質，分清黨紀責任、政務責任和刑事責任。三是明確責任范圍，查清參與集體研究人員各自的職責內容，對照集體決定，判斷是否屬于其正常職責范圍、是否超過其法定權限，以確定屬于直接責任、主要領導責任還是重要領導責任，同時還需查清有無事先通謀共同違規(guī)決策的情況，以確定是個人責任還是共同責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實踐中“集體研究型”瀆職行為往往與貪污受賄案件交織，如某國企管理人員在收受他人好處后實施了濫用職權行為，雖然對收受賄賂的問題供認不諱，但辯稱濫用職權行為系公司黨委會集體研究決定，個人不應承擔責任。此時，應著眼于其崗位職責、職責范圍，查清真相。

突出因果關系，確保查辦質量。實踐中，“集體研究型”瀆職案件一般會存在危害后果確定但“多因一果”、責任分散的問題，故要把握好因果關系以保證責任認定準確。證明瀆職事實時，必須明確“特定義務”，如沒有或不能證明存在“特定義務”，則因果關系無法成立。一是看決策程序，查清行為人為何提出集體研究的議題，行為人在決策程序中處于哪個環(huán)節(jié)？他對危害結果的發(fā)生起到什么作用？主觀上是為了規(guī)避責任追究還是履行正常程序？二是看職責范圍，查清集體研究之事項是否屬于行為人的職責范圍，如屬于上級的授意、指令，則看上級有無干預或決定的權限，上級違法強令的則由上級承擔責任。三是看危害結果，對照相關規(guī)章制度、法律法規(guī)，逐一排查，按照“責任倒查”的工作思路，抽絲剝繭，找出危害結果發(fā)生的源頭所在，由此查清因果關系。

重視辯解，規(guī)范查辦行為。在查辦“集體研究型”瀆職案件過程中，被調查人的辯解內容應詳細記錄在卷，這既是保障其申辯權利的必然要求，也是規(guī)范審查調查行為的切實需要。此類瀆職案件涉及人員多，推諉扯皮的情況較為常見，辯解情形往往表現(xiàn)為對后果無明知的故意、按照領導指示、執(zhí)行集體決定、沿襲以往慣例，等等。對此，首先應據(jù)實記錄、認真查核。同時，結合在案證據(jù)有針對性地予以排除，同時采納有依據(jù)、合理的辯解，根據(jù)辯解所反映出的行為人思想動態(tài)、心理特征，靈活調整查辦方向和重點。辦案人員還應充分發(fā)揮主觀能動性，積極分析掌握的信息，提前做好部署，形成有力證據(jù)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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