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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城是在先秦薊城故址一步步發(fā)展而來的，先后歷秦漢廣陽城、三國燕郡治、晉至隋幽州治所、唐幽州城、遼南京城、金中都、元大都，及至明清兩朝京城。

東漢時期，北京隸屬幽州廣陽郡，彼時幽州治所設在薊城，位置就在今天北京城區(qū)西南部的廣安門附近。當時這里已是農(nóng)業(yè)高度開發(fā)的地區(qū)，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同中原農(nóng)耕民族經(jīng)濟、文化交往重要通道。

(相關資料圖)

如今北京西南二環(huán)廣安門以北護城河西岸的濱河公園內(nèi)（遼、金時期宮城的中軸線上），矗立著一座高大的薊城紀念柱，是為紀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而建，柱上榜文寫道：“北京城區(qū)，肇始斯地，其時惟周，其名曰薊?！贝笾乱馑际钦f，這里乃北京城市發(fā)源地，起始于周朝，那時名字喚作薊。

薊城紀念柱

鮮為人知的是，這座薊城紀念柱，與北京石刻藝術(shù)博物館的鎮(zhèn)館之寶——秦君神道石柱有異曲同工之處。薊城紀念柱基本復刻了秦君神道石柱從柱礎、柱身到石榜的整體造型和裝飾細節(jié)，在榜文之上添加了闕頂，以回紋裝飾將榜文與闕頂連接在一起。秦君神道石柱包括柱礎在內(nèi)高度為2.5米，薊城紀念柱高度為10米，等比放大數(shù)倍，且別出心裁地將成對的石柱變成了一座獨立的紀念柱。

古樸雄渾的秦君神道石柱石刻建造于東漢元興元年（105年），1964年出土于北京石景山區(qū)老山北坡，距今已有1918年的歷史。為紀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而立的薊城紀念柱建于1995年，如今已成為北京建城之始的紀念性標志物。相差1890歲的這組石刻，如同自帶時空密碼，帶領我們感受古都北京之韻。

1964年6月，在北京市石景山上莊村東老山北坡約100米處，出土了石柱、石闕頂、石柱礎等十余件石刻。這些雕刻題材豐富、技法高超，既有人物，又有鳥獸，以及蓮瓣紋、直棱紋、菱形紋、三角紋等，反映了東漢時期人們的信仰和生活。這批石刻中，六塊有銘文，其中有刻在柱額上的“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”11字銘文，字跡清晰，蒼勁有力，采用陽刻方式，被書法界鑒為漢代隸書精品。其中“幽州”二字是在北京地區(qū)石刻中首次出現(xiàn)。

秦君神道石柱石刻系北京地區(qū)東漢時期墓上建筑的唯一遺存，為北京地區(qū)繼新石器時期石雕藝術(shù)品后發(fā)現(xiàn)最早的石刻文物，也是目前國內(nèi)發(fā)現(xiàn)的東漢時期神道石柱中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對。這組文物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，現(xiàn)收藏于北京石刻藝術(shù)博物館。

秦君神道石柱

史載，厚葬是有漢一代的整體風氣，建陵墓、辟神道、設享堂、建祠廟，成為一種社會風尚，石闕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闕是中國古建筑中一種特殊的類型，一般由臺基、闕身、屋頂三部分組成。陵墓闕位于陵墓之前，兩相對稱，中闕為道，是陵墓神道的入口大門。修建墓闕的材料一般以石料為主，往往雕鏤工麗。闕上勒題額，或標官氏，或兼標官職姓字，或兼記官氏名字。秦君墓前的表闕就是漢代幽州地區(qū)墓闕規(guī)制的通行做法。

“百代皆行秦政法”，秦漢是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的奠基期，也是中國陵墓制度確立時期，秦漢時期漢代厚葬之風是從西漢中期開始盛行的，至東漢時期則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愈演愈烈。梁思成先生在《中國雕塑史》一書中，稱兩漢為“享堂碑闕時代”。西漢早、中期，只在帝王陵墓才能置闕。西漢晚期至東漢，設闕制度規(guī)矩開始松懈，無論達官貴人或是一介平民，只要財力允許，皆可置闕，是以闕之設置趨于繁盛，符號作用更加明顯。

據(jù)秦君神道中的題記記載，墓主人秦君是東漢和帝時一個主管官府文書的書佐（漢代中央至縣級單位都設有書佐，司職文書起草、繕寫等文書事）。當時建造這類神道石闕的費用是驚人的，據(jù)山東濟寧嘉祥縣武氏石闕銘記載，“造石闕值錢十五萬、作師（獅）子值錢四萬”。以此估算，秦君墓前的表闕，費錢至少在二十萬。墓主秦君的官職并不高，其后人秦仙，為何要營造這樣一座遠超過其家族身份地位的墓葬呢？

這就不得不提到漢代的選官制度。兩漢時期廢除先秦時期的世卿世祿制度，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門”，提倡以孝治天下，孝廉察舉成為兩漢選拔官員、人才的主要方式。厚葬長輩成為后人立身揚名的一種手段。這也就不難理解：秦書佐的后人秦仙建造規(guī)模宏大的陵墓石刻，一方面可能是感念先人，另一方面也有為自己博取名聲、仕途鋪路之意。秦仙后來到底有沒有被舉孝廉？他的人生之路是否沿著最初設想發(fā)生了改變？這些目前在秦姓書佐的墓壙尚未找到答案，只能留待以后北京地區(qū)的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了。

來源：北京日報 作者 閆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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