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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資料圖片)

從法國回臺灣后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學任職，我成為校內十三位一級主管之一。當時如果要給學生記大過，就必須開會，決議需十三位一級主管都同意，簽字后才能通過。

我第一年參加會議時看到這樣一個案例：一個南部學生到北部讀書，在外租屋，房東寫了一封信給學校，說這個學生品行不良，趁他不在時勾引他的老婆。學校就以此為罪狀，要學生退學。

我覺得應該了解背后的因由，所以當時不愿意簽字。當我提出看法時，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：“蔣先生畢竟是從法國回來的，性觀念比較開放。”聽罷，我嚇了一跳，我還沒來得及說明，就已經被判定了。

其實這個案例是不自覺地受到了群體文化的影響，許多事情都變成了想當然，即使事后發(fā)現不是如此，也不會有人去反省。

群體的道德意識往往會變成對他人的指責。在西方，道德觀已經回歸到個體的自我檢視——對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，對自己行為的反省才是。

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時，學生要他逃走，他在服刑和逃跑之外，選擇了飲下毒堇汁而死。因為他認為他的死刑是經過民主投票的，他必須遵守這樣的道德意識，接受這樣的結局。這才是道德，非如今日社會中，從上至下，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市井小民，都在振振有詞地指著別人罵：不道德！

阮籍不在母親喪禮上哭，因此別人說他不孝。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個朋友，于是這件事被記錄在《世說新語》中。阮籍這么做不是沒有道德，而是他不想讓道德情操變成一種表演。

當道德變成一種表演，就是作假，就會變成各種形態(tài)的演出，就會讓最沒有道德的人變成最有道德的人，語言和行為便開始分離。

標簽： 蔣勛道德不是拿自己的標準批判他人 法國_社會